日前，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办的“科技评价与科研诚信”科技伦理讨论会在湖北武汉召开。会议间歇，参会的一位院士接到一个电话，某科研机构邀请他参加项目评审会。这位院士以要参加其他会议的理由拒绝了。挂断电话，他无奈地说：“我们虽然属于一个大学科领域，但不是小同行，有些东西我真是不太了解，怎么评？现在不少评审都是走过场，有什么实际意义呢？”

　　近年来，我国科研评价过多、过于频繁、过于偏向计量指标，已经成为科技界反映较为集中的热点问题。现代社会，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职业，对科研的评价与科研工作者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。因此，科研评价必然会对科研人员的行为起到导向性作用，进而影响整个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。那么，什么样的科研评价体系才是适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体系呢？

　　科研评价谁来做：

　　依靠学术共同体，特别是注重小同行评价

　　进行科研评价，公平、公正、客观是最基本的要求。要想达到这个目标，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：科研评价应该由谁来做？

　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士王乃彦认为，在科研评价中应该从组织领导上实行回避制度，“不能这个项目在我所里面，就由所里直接进行评估”。他认为，组织评价的部门既不能是直接利益相关方，也不能是承担项目单位的直接领导机构。

　　科研评价能完全交给第三方来做吗？大部分科学家给出的答案也是否定的。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士马志明认为，有大量工作需要第三方评价机构来做，比如对发表文章的梳理等，但“他们往往并不能深入到每一个领域的每一个方向中去，让他们来做评价往往不会很精确”。的确，在很多由第三方开展的评价中，因为专业性不够，评价最后变成了“数数”、数文章、数引用、数加班。

　　那么，科研评价该由谁来做？与会的专家学者纷纷表示，这个工作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承担，特别要重视小同行的意见，用马志明的话说：“只有小同行才真正知道科研的价值。”王乃彦提出，在参加评估的专家中，小同行应占专家组成的三分之二以上。

　　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叶继元认为，无论是自然科学，还是社会科学，都是追求真理的研究，在对成果的判断上具有复杂性。“哪些属于创新，哪些是跟踪模仿，提出哪些新观点，取得了什么证据？这些因素不是简单数论文就能明白的，要靠小同行来评价。”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刘云对此有同感。他说，汤森路透最近几年一直用大数据方式预测诺贝尔奖，但都是错的，“从这里能反映出，对科研成果的评价还是要落在专家的价值判断上”。

　　科研评价怎么做：

　　减少过多评价、简化评价指标、要分类分层

　　华中科技大学丁烈云院士有些纠结：“现在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，35岁以前要把青千、拔尖人才拿到手，45岁以前要把杰青、长江学者拿到手，然后是评院士，要带上‘帽子’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。那还有没有时间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科研？”但学校又不能阻挡老师去争取这些头衔，因为“对学科评估是有帮助的”。丁烈云坦承，这些头衔都带着科研经费，有些还配合生活安置经费，在吸引国外的优秀科研人才回国工作等方面有积极作用。但现在各种各样的评价是不是太多、太同质化了？

　　空军预警学院教授王永良院士则认为，有些评价指标太复杂、太烦琐，过于依赖计量，“送给我评审的表格，我都看不明白”。他说起自己参加过的一次评价：“我们小同行心里都很清楚哪些人更优秀，但计算出来的结果却和我们的评价差别很大”。这是因为制定了太多、过于琐碎的量化指标，反而冲淡了评价最重要的内容——成果的科学意义。他提出，评价指标宜简化，计量只能为辅，不能喧宾夺主。

　　王乃彦提出，科技成果的评估体系要因工作性质和学科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，不能一刀切，把论文作为唯一的标准。不少专家也提到，科研评价不仅要区分工作和学科，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，在他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，也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。

　　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，但中国科技界正着手改变。丁烈云介绍，华中科技大学正在进行尝试，“我们经过国际评估后，遴选了100个团队，涉及300多名教师，对他们进行10年的稳定支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只对他们进行科研状态评估，让他们能够安心做科研。”而中国科学院学部日前也正式启动“我国科技评价和奖励的问题与对策”院士咨询课题，清华大学教授程津培院士介绍，希望能够提出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解决方案，推动相关改革获得实质性进展。

　　专家们也提醒，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目前有一些提法太过“理想化”，要谨防这种“拍脑袋”的决策。同济大学校长、中国科学院学部道德委员会主任裴钢院士说，科研评价体系的建立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，与我国科研发展阶段相适应，“超越我们所处阶段的科研评价方式，无论是超前或是过度，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，包括科研诚信不端，伤害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”。

　　（光明日报记者 齐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