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达:刘慈欣式的科幻小说究竟为何好看

2015年09月09日   文章来源:中国作家网   雷达
 

王晋康新作《逃出母宇宙》是一部灾难小说,而且把灾难演绎到了极致:身患绝症的年轻的民间天文学家楚天乐发现整个宇宙得了绝症,已开始剧烈地收缩,太阳系将在近百年内毁灭,但以楚天乐、姬人锐、鱼乐水为代表的科学精英们仍拼搏不止,试图使陷入绝境的人类重获生机。故事情节曲折跌宕,一次次地峰回路转,又一次次地陷入绝境,最后被告知,这场灾难不过是上帝打的一个“尿颤”,是宇宙肇始期间“暴胀——急停”所遗留下来的一片涟漪;这还不算完,狂欢的人类发觉,其实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。小说将人类与宇宙灾难的生死博弈写得波诡云谲,变化万端,高深而莫测的宇宙一次次试炼着人类生命力的强悍与否,而正是在这种胜算寥寥的拼死一搏中,充分展现了人类生命的庄严和强旺。小说多次将太空探险与地球文明史上的那些地理大发现、民族大迁徙并置而出,给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,一种恢宏的审美气势。

刘慈欣评论道:“在大部分末日题材中,末日像一堵墙一样轰然耸立在人类面前,但《逃出母宇宙》中的描述更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,小说多层面多角度地表现了人类对灾难的逐步认知过程。”的确,在叙事技巧上,作者善于设悬,情节发展如层层推进的波浪,将小说的张力保持到了最后。更难得的是,这种叙事上的悬念,恰与科幻构思的层层推衍相叠加,浑然一体,充分展现了科幻文学独有的魅力。

中国科幻文学领地较小,却也历经百年发展,由于种种原因,曾数次断流,自上世纪90年代始,才渐有复苏迹象。在主流文学评论者视域之外野蛮生长的中国科幻文学,在平稳发展中渐趋活跃,这个时段现在被称为中国科幻的“新生代”。其间产生了刘慈欣、王晋康、韩松等知名的科幻作家,尤其是刘慈欣的《三体》,在国内外赢得很高的声誉。这些事实表明,中国科幻文学的存在不容忽视。

中国科幻“新生代”的创作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度。或许是这种文学品种有其特殊性,对它的欣赏要克服某些思维惯性和知识缺环使然。比如:同样致力于人性的挖掘,科幻文学更关注整体的人性,而非个体;在现实与未来之间,科幻更多地关注未来,关注科技对人类的异化,而主流文学基本上还是面对历史背对未来;科幻尤其是硬科幻非常重视“科幻构思”,以构成文学表达的重要手段,等等。

文学是人学,科幻亦然。《逃出母宇宙》好似一部太空版的《活着》,闪耀着坚忍卓绝的人性光辉,小说人物内涵丰富。如擅长权谋,不受道德约束,但能坚守底线的姬人锐,令人联想到张居正式的儒家能臣;另一个是出身黑道、飞扬跋扈、自私贪婪的巨富褚贵福,他为了让亲人(包括几房小妾及庶子)的基因能首先逃出地球,裸捐家产以建造“褚氏号”飞船。在人类整体面临绝境的情势下,他的大私转化为大公,时势造就了这一特殊“英雄”。

科幻文学有软硬之分。其中硬科幻作品注重所谓的“科幻构思”,即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某种设定。《逃出母宇宙》的设定是:真空可以湮灭成二阶真空并释放出微量的能量。这个设定显然是架空的,但作者从这个架空的“公理”出发,进行了丝丝入扣的“外推”,书中描述的诸多科学奇观,如虫洞式飞行、亿倍光速飞船、透明球等,奇异瑰丽又真实可信,颇具文学感染力。诚如刘慈欣所言,作品融入了物理学和天文学最前沿的知识,展现了宇宙演化的总体图景和时空最深处的奥秘,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哲理。

在中国科幻一线作家中,王晋康先生老当益壮,自言是“站在过去看未来”。确乎如此,他的作品立足科技前沿,展开最大胆最狂放的想象,而又能稳妥地将这些安放在清晰的科学理性中,纳入看似传统的文学手法中,融化在典型的人物的塑造中。读他的作品,你能清晰地触摸到中华文化之根,中原文化之脉。他的作品,既坚守传统又超越传统,追求创新。

当今文坛,文学格局已然发生变化,新生代作家的出现,以惊人的市场业绩和全新的文学特征改变着传统文坛的状况,但他们大多不愿再承担传统作家的文化使命,不愿肩负传统文学的载道重任,他们关注的是人的现实体验和即时性的消费感受。具体到创作中,传统的宏大叙事、史诗性和全景性等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。有意思的是,这些文学责任和文学传统却在科幻小说中,如刘慈欣和王晋康作品中得以传承与发扬。他们的小说多以宏大叙事,多以上帝的目光,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,来赢取读者的广泛追随。科幻小说是最具未来性的文学品种,他们把未来与传统熔铸其间,统筹兼顾,在坚守文化责任和文学传统的同时,又取得了非凡的市场业绩。可以说,中国科幻已经开始突破小众走向大众,因此,科幻文学特别值得读者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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