甘草曾号称“国老”，是个重要领导干部，而今却江河日下，常顶着“调和诸药”的闲差出现在很多中医处方的末尾。慢慢地，甚至有老患者问大夫，这次处方里为何没用甘草解毒?如此巨大的落差，是甘草他老人家的失职还是中医人的失误?

　　甘草古今运用差异大

    甘草又名“国老”，有中药“四大天王”之一的称号。

　　《中国药典》载甘草用量在1.5~9克左右。《中药大辞典》载“内服，煎汤1~3钱，或入丸、散。外用研末掺或煎水洗。”

　　而在《伤寒论》113方中，配伍甘草的有70方，居诸药之首。药量为4两(笔者认为伤寒方中的1两相当于现在的14克，4两即56克)占5方，3两(42 克)占9方，2两(28克)占45方，6铢至一两十八铢(4~22克)占11方。可见《伤寒论》中甘草的配伍量分为三个等级量：大剂量42~56克，常用量22~42克，调和量4~22克。

　　此外，《伤寒论》以甘草命名的方剂占5方：甘草泻心汤(甘草四两炙、56克)，炙甘草汤(甘草四两炙、56克)，甘草干姜汤(甘草二两炙、28克)，甘草附子汤(二两炙、28克)，甘草汤(甘草二两、28克)。

　　其代表方炙甘草汤用了炙甘草56克，且方后言以清酒7升，水7升，共煮取3升，温服1升，日3服，这是1日1剂的剂量。如此大剂量重用甘草，煎药、服药的方法，均值得研究和重视。

　　古今甘草用药量差别之大，足以说明《伤寒论》方药配伍的特点是：独特、奇重、随证施药施量、重病重药。而药与量正是临床关键之关键，是医者求效之中心。

　　笔者又查阅了多种中医药学术杂志，用甘草大都囿于3~10克，22~42克少见，42~56克罕见。《本经》列为上品、《别录》列为无毒药的甘草为何反而用量很小很轻?这说明今人临床用药时，常把甘草作为调和药运用，却大大忽略了甘草作为治疗药或主药(不可替代)的重要作用。

　　放弃重用甘草有历史原因

　　由此，笔者开始思考造成汉时方药剂量减少的历史原因。公元1107年陈师文校正《和剂局方》，改为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，多以温补香燥，小药量为方;当时医事制度，严考试，起度量，重规矩，称权衡，分六科。方书用药，多从方圆立案，考取合格始准报官挂牌行医，既行之后，又每月严课，或有荒谬，小则撤牌读书，大则令其改业。在如此背景之下，宋时之医为生计或名誉，当然方药从小从轻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　　然此风既行，一刮千年，不知束缚了多少医道之人的手足和思维，时至今日，甘草也由“天王”贬为调和诸药而已，难以登堂入室。

　　炙甘草可温补后天之气

　　从甘草的性味主治辨析，《本经》有：“主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、坚筋骨、长肌肉、倍力、金疮肿、解毒。”《日华子本草》有：“安魂定魄、补五劳七伤、一切虚损、惊悸、烦闷、通九窍、利百脉、壮筋骨、解冷热。”甘草之所以能有如此众多的功效，在于它禀坤土之气最厚，蜜炙更可温中以补后天之气。经方所用甘草几乎都是炙甘草，可见仲景用炙甘草之意重在坤土之运，建中气以厚德载物，故而有胃气者生，无胃气则死，救胃气，保肾气，乃仲景《伤寒论》之圣旨。

　　笔者认同某些医家的观点，认为甘草生用乃半阴半阳，甘草炙用就是纯阳之品。炙甘草其味甘，其色黄，是禀坤土之气最重最全的一味药物。一旦阳气归沉坎水，以炙甘草扶土则可伏藏坎阳，伏藏生命立极之火，伏藏好了坎阳，坤土之气又在坎中。故炙甘草配伍桂枝可上温心阳，炙甘草配伍干姜可破群阴，温中土脾阳。统观四逆汤辈，炙甘草配附子，乃扶阳回阳救阳，伏肾火坎阳之气，先后天之气旺，以达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

　　病案举例

　　笔者在谨守病机，辨证论治的前提下，炙甘草常用量为20~40克，大剂量为40~60克，均未出现不良反应，且常有良效。例举如下。

　　夏某，男，教师。曾在某综合医院诊断为：窦性心动过缓原因待查(心率最低时42次/分)。住院治疗1个半月(用药不详)，收效甚微。转求中医诊治。

　　刻诊：患者自汗、易感冒，饮食减少，自觉四肢乏力，劳则心悸心累，走路有晃荡之感，二便尚可。查：面色暗淡无华，形体消瘦，舌质淡，苔白腻，舌体偏胖。

　　辨证：心阳肾虚，寒湿浸淫，脾土失运。治宜温阳益气，散寒除湿，方用炙甘草汤合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减。

　　组方：炙甘草50克，制附片30克，细辛15克，桂枝20克，生黄芪50克，麦冬30克，五味子15克，姜半夏15克，熟地30克，茯苓30克，白芷15克，甘松15克，生姜50克。3剂，水煎服，1天半1剂。

　　患者服药后良效，此方加减共服药10剂而愈。多年随访，未复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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