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杨国营

　　出走是极具张力的一个词，背后往往深藏着矛盾、冲突乃至决裂。出走也因此成为诸多文学作品的母题，比如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《玩偶之家》中，女主人公娜拉那次举世闻名的出走。

　　时代、地域不同，出走的主体和方式也不尽相同。而无论何时何地，作为一种不同寻常的行为，出走本身都像一方个头不小的石块，一旦投掷下去，往往会在舆论场掀起一片波澜。最近就出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，比如安徽六安那个声称“下辈子不做穷人家孩子”的17岁高中生，比如贵州毕节那两个结伴离校的女中学生，还有北京那个有了弟弟后感到受父母冷落离家出走的小女生……

　　有人说，现在的孩子真是越来越任性了。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，可能也符合一些人的观感，但如果仅仅通过几起个案就“棍扫一大片”，恐怕并不成立。相比于这些出走的学生，成人们或许更应该反思孩子为什么会出走。

　　从理论上说，出走多因无奈或被逼迫。开开心心地主动“出走”，那叫旅行。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”之类，更多的是故作潇洒。仔细查阅媒体的相关报道会发现，上述几起学生出走的个案，本质上差不多出于同样的原因：在家庭里得不到足够的关爱。“下辈子不做穷人家孩子”这种话固然让人震惊，但多是学生一时的激愤之词。与生活上的困窘相比，更让孩子们难以承受的，或许是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孤独与失落。

　　从众多媒体的报道中可知，出走的学生中，留守儿童占一定比例。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，一些孩子的离家出走与他们父母的“出走”有关。孩子们或许正是希望通过出走这种形式，去找寻触不到的父母之爱，抑或抗议父母之爱的缺位。他们选择出走，不排除是对父母离家行为的一种下意识模仿。

　　那是否就该将矛头对准家长？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，家长当然难辞其咎。但一些家长也有苦衷。据媒体报道，有的家长因为忙于在外地打工挣钱，在得知孩子离家出走后，竟然不返家寻找。理由简单而残酷——要挣钱支撑家庭，一旦停止打工，家里便没有生活费用，也拿不出钱找孩子。碰到这类极端个案，我们在指责家长对孩子缺少关爱的同时，也只能是一声叹息。

　　出走绝非“一次别离”那么简单。相对于个人的出走，群体性的出走作为一种现象，更值得关注，并且具有更大的讨论空间。据新华社报道，在山东一些地方，由于城乡教育资源失衡，城镇学校人满为患，农村学校人去楼空。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，不少地方存在类似现象。大量农村学生“出走”，流向城市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均衡，这是当前农村教育面临的一大挑战。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动因，值得深思。

　　当下的农村教育中，“出走”的不仅有学生，还有教师。待遇不算高，教学环境差，晋升空间不大……是留还是走？一些乡村教师面临着抉择。刚刚过去的这个教师节，主题是“聚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”，这无疑是一个信号：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正在受到高度重视。而留住乡村教师无疑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。所幸，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各种支持计划和帮扶措施陆续出台，正在给乡村教师更多、更充分的留下来的理由。

　　鲁迅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中谈到，娜拉走后，无非有两种结果：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。然而，时代终究不同了。小孩子出走，我们当然希望他们主动回来或者被找回来，否则还真有方方面面的危险。但成年人的行动大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一旦出走，回来的可能性是渺茫的。

　　那个声称“下辈子不做穷人家孩子”的学生，最终幸运地被找回来了；而有的孩子出走后则一直杳无音讯。不是每一次别离都能再相见，不是每一次出走都能再团圆。与其事后努力弥补，不如把该做的事做在前头。